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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第三场年终秀致敬四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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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相遇方式,有一种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处,突然遇到你;有一种叫奔赴,虽千里万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人;还有一种是等待,我在这片草地上,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现;第四种相遇就是年终秀,此时此刻在灵山·梵宫遇见大家,非常感恩。

这是我的第三场年终秀。 

    但是今年呢,年终秀有些特殊,因为我们处在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四十周年。很多朋友读过我那本《激荡三十年》,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了,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十不惑。十年过去了,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我是一个写作者,也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的亲历者。

    从1978年到2018年,这个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她在风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离开她的时候,都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们非常感怀自己的前辈,但是他们注定反叛,这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进步,也就是我们刚刚度过的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

数据里的四十年

接下来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有的国民们、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 

   经济总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结束,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了。

   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世界如何评论中国

为了今天的年终秀,我还专门翻了《时代周刊》,给大家看几张封面。

    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被《时代周刊》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张是1984年,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在1984年,可乐在某些城市、某些媒体上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身份和消费的表征,是资产阶级侵入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物,这位同学拿着一杯可乐站在长城上,标题叫做“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搞城市体制改革,马路上出现了很多广告牌,可口可乐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着,就看到中国所有城市的围墙,一堵一堵地消失,越来越多的马路边开始出现个体户,开始出现商贩,开始出现民营企业。

    2013年,《时代周刊》出现了一张封面——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同样是这本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赢了》。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你看,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到今天,举办我们这场年终秀的时候,改革开放将满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大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你会问,这怎么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变化,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

    这个人叫费正清,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194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1972年尼克松访华,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书就是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反应。

   同时,这个东方国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败,是没有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标的物的。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这个动力源到底是什么?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来得及解释,而那个时候的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得让人恐惧。

   又过了几十年,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岁年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他有三个结论:

第一句话,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第二句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他说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将长眠地下,祝福中国。

第三句话,虽然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战略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对不起,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次一次——在《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里,我简单算了一下,起码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有五次被西方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做出这些预言的人,有的是诺奖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有的被称为“末日博士”,是一个经济学天才,有的是律师,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垮。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四十年发展走到今天,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走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水大鱼大,水好水差?

   上个礼拜我出了这本新书以后,去北京参加了一场活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场媒体见面会。周其仁老师也来参加我的活动。

   我这本新书叫《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水大鱼大”就是在今年4月份杭州的互联网峰会上周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关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国经济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十年的话是什么。周老师一边吃着快餐一边跟我说,有一个词蛮好的,叫“水大鱼大”。后来我就拿这个词做我的书名。

   上个礼拜在北大,他也做了一次演讲,关于我这本新书。演讲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经济总量增加了2.5倍,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么,这个水和鱼——所谓的水就是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所谓的鱼就是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说,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差,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是怎么来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来到这里?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地方是一片农田,怎么变成梵宫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话,怎么来的大鱼呢?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钱哪里来的?2.3亿的中产阶层怎么出现的?没法解释。 

   如果水很好,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我写过两本《大败局》,我认识的很多聪明人都在那两本《大败局》里,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92%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问号。

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发生了什么呢?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时不断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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